中美贸易摩擦频繁发生,“双向开放”或“中美不平衡”的王牌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和美国正在经历新的发展变化。中美战略互动的变化也开启了在多极化时代重建大国平衡的进程。中美在双边、亚太和全球层面的经济、贸易、投资、金融、安全等诸多领域,正在逐步展开重建平衡的进程。如何探索一种新的平衡方式至关重要。

中美贸易摩擦频发2017年,中美经贸关系将会周而复始,波三折。

从年初两国元首在胡亥庄园会晤,到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美百日经济计划启动、特朗普总统访华等四个高层对话机制的建立。

应该说,中美两国高层和各个层次的交流频繁,也给中美经贸合作带来了明显的成果。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摩擦”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影响着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

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已经启动了79起“双重反对”调查。中美贸易摩擦呈现出正常化和高频率的趋势,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事实上,包括“301调查”在内的单方面制裁也违背了双方的共同利益。

最近,特朗普总统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和其他国家视为美国的“竞争对手”。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2016年50强中有32家是外资企业。

以2016年为例。2016年上半年,外商投资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45.5%。

跨国公司和中国市场已经“相互交融”。

中美作为世界上重要的系统性经济体,客观上构成了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指出,中国更强劲的增长和特朗普的新政将推动去年和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17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将为3.5%,其中中国和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将分别为6.7%和2.1%,两者合计占全球增长率的40%以上。他们不仅是彼此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合作伙伴,而且对世界有系统的影响。

夸大和误读“中美不平衡”的关键仍然是贸易平衡和“互惠贸易”。

然而,事实证明,“中美不平衡”被夸大和误读。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逆差国。

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是来自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贸易倾销,而是来自美国的长期结构性失衡。

这种不平衡背后的复杂原因不仅与美国的国内经济结构和产业政策选择有关,还与全球产业分工链“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和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密切相关。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传统的双边贸易统计面临挑战,不能充分反映现实情况。

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国际直接投资的大规模增长,使得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例如,许多美国跨国公司的产业链已经全球化。如果我们不根据原产地原则和全球产业链或价值链的理念进行统计分析,很难搞清楚双边或多边贸易交流。

根据贸发会议的数据,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占全球贸易的80%。

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美国跨国公司一直主导着中国的加工贸易,成为价值转移和贸易利益的主要获利者。

有数据显示,如果扣除跨国公司的关联交易,美国的贸易逆差将下降2/3,对中国的逆差将下降30%。

此外,随着全球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中美之间的贸易平衡难以准确衡量。

其中,跨国公司以商业存在形式进行的贸易不包括在传统的贸易统计中,由此产生的巨大差距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事实上,旨在纠正“贸易赤字”的贸易政策不利于美国的根本利益。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国和美国都处于改革的重要时期。他们既是市场又是合作伙伴。中美经贸关系不仅“竞争”,而且“不合作”。此外,合作远远大于竞争,合作的潜力远未实现。

中国连续八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

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市场。

与此同时,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消费群体,并有望在未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因此,美国对高质量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很大,这也有助于促进中美之间的贸易和商业交流。

中美贸易双向开放与平衡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态度是明确的。双向开放也是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关键。

近年来,中国政府建立了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制度创新引领市场开放。

“全面开放”和“全面开放”意味着开放的范围将扩大,领域将扩大。

中美签署的商业合同和双向投资协议总额超过2500亿美元,涵盖能源、制造业、农业、航空空、电力、汽车等领域。

根据扩大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中国将大力推进金融、教育、医疗等服务业有序开放。

十九大后,中国更加积极地推进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它将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拥抱全球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这将是一个以开放促结构改革、以开放促高质量发展的问题。

包括完善扩大进口的财政金融政策,改善贸易投资便利化条件,大力改善经营环境,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努力打造一个开放统一的国内外大市场。

目前,2017版《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继续在2015版的基础上大幅放宽对外商投资准入的限制,将原有的93项限制措施减少到63项,比2011年的117项减少了65%。

目前,96%以上的外商投资实行属地备案管理。

当然,由于中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两国政府监管方式不同,双方有必要积极推进双边投资条约谈判。

双方需要逐步消除投资壁垒和各类投资歧视性政策,以开放的投资政策及公平公正地对待所有投资者。双方需要逐步消除投资壁垒和各种歧视性投资政策,采取开放的投资政策,公平公正地对待所有投资者。

我们将共同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国家安全审查和知识产权保护,提高规则的透明度和公平性。

双向开放可能成为未来解决中美不平衡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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